为什么1998年以前的大学升学率那么低(4%,本科专科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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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2010年江苏高考录取率逼高教改革再发力
• 2、为什么1998年以前的大学升学率那么低(4%,本科专科各2%)
• 3、现在大学本科文凭在古代算什么?

2010年江苏高考录取率逼高教改革再发力

江苏省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近日顺利结束，我省高考录取率首次定格在“80%以上”，不仅超出78%这一原先预计数据，也创出了历史新高。

有关教育专家认为，高录取率既有可喜的一面，也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如何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已成为“高录取率时代”高校和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现状：2010年多省高考录取率创新高

据省教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2010年全国共有1639所普通高校在我省录取新生423316人，比原计划410857人多录取12459人，完成招生计划的103%。录取新生中，本科222540人，占52.6%，专科200776人，占47.4%。我省省内普通高校录取354664人，占83.8%，外省（市、区）高校录取68652人，占16.2%。

进入21世纪以来，我省高考录取率一直在70％左右的高位徘徊，2006年后开始一路走高，到2009年已达77.2%。

在全国其他多个省份，2010年高考录取率也创出新高。2010年北京市高考录取率超过了80%，其中本科录取率首次超过50%，高达54.9%，比去年提高了5.6个百分点。上海2010年高考录取率超过85%，较去年再升一个多百分点。此外，浙江为83.8%，山东突破80%，重庆达78.55%，云南超过70%，安徽也达到了创历史的67.3%。

原因：升学从“独木桥”走上“立交桥”

80%多的高录取率是怎样“炼成”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参考人数在减少，而招生计划在增加。”有关专家介绍说，2010年江苏省高考报名人数为52.7万，比2009年的54.6万减少1.9万；而各高校招生计划则超过去年，增加了1.9万人，增长5%。此后正式录取期间，考虑到江苏生源好，不少高校又临时追加了招生计划。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江苏省18-22岁的高等教育适龄人口，2008年为671.35万,达到峰顶后呈现递减趋势；2015年将为390.99万，是2008年的58.24%；2019年为295.03万，是2008年的43.95%。“虽然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和高校生源并不完全是一回事，适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不上大学，但高校生源减少是大势所趋。预计未来几年，我省高中毕业生数每年减少至少2万人左右。”有关专家表示。

还有一个原因是高中毕业生成长道路更加“多元化”。姜堰中学副校长孙友先分析说，如今的高中生已经不再一味地挤高考这座“独木桥”，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如出国留学、读港澳高校、复读或其他途径，走上了“立交桥”。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省自费留学人数跃至近2万人。在南京，每年高考前都有千名左右的高三学生拿到了海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2010年南京外国语学校400多名高三毕业生中，有200多名参加“洋高考”，被国外大学录取。

影响：“上好大学”成为新升学焦虑

在80%以上的高录取率面前，“上大学”的焦虑缓解了，但“上好大学”的焦虑，却在社会上依旧存在且愈演愈烈。

“我身边很多同学关注的不是能否上大学，而是能否上重点大学。即使考不上北大、清华，也起码要‘搏’一个本科院校。”2010年刚被一所重点大学录取的小齐，这么描述他周围同学的升学追求。

“高录取率为更多人提供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是优质教育资源依旧是稀缺品。”姜堰中学副校长孙友先告诉记者，“高录取率对普通高中确实有好处，但对我们这样的四重点高中却没多大意义，因为绝大部分学生都去了本二以上学校，而近年来本一、本二院校扩招步伐早已停下，录取率一直很稳定。”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郝京华也表示，在大学生找工作日渐艰难的背景下，以前持“有个学上就已经不错”想法的一些家长，已经逐渐生出“上个好大学、以便将来找工作”的念头。但是，在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形成的供求关系未有大的改观、以分数为核心的选拔机制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上好大学”愿望的积聚，只会使大家对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任何因素越来越敏感。并且，在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背景下，这种氛围足以扩散到整个社会。

建议：深化高教改革已箭在弦上

“高考录取率过高的背景是录取线过低。如2010年专二院校录取线一降再降，先是160分，后又降到120分。这么低的入学门槛，使得许多中学教育没达到要求的学生进入了高校。”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龚放教授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大众化教育并不代表粗放经营。高校应重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及时给这些学生进行补偿教育和‘再加工’，否则最终提供给社会的可能会是‘不合格产品’，也将影响高等教育的公信力。”

龚放认为，高考录取率就像踢足球，一定要掌握好“度”，过高了就会“越位”而吃黄牌。目前国内许多省份已表现出这种苗头，使得高校不报到率越来越高，许多学校生源吃不饱，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了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他同时指出，对中学来说，70％以下的录取率会对高中生有种张力，而一旦录取率超过80％，将不利于中等教育的激励机制，一些后端中学的学生会失去压力和上进心，总以为成绩好不好无所谓，反正有学上。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孔垂谦、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刘魁表示，在经过一段快速扩张期后，我国高等教育应重视解决遗留下来的系列问题，如学生培养质量下降、就业难等，重视推动内涵发展，以实现工作重心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移。新出台的国家和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都提到，要深化高校入学考试和招录办法改革以及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这正是下一轮高教发展应集中解决的问题。

（文章来源：新华网）

为什么1998年以前的大学升学率那么低(4%,本科专科各2%)

从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首先要解决以下教育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1）加大对于 基础教育 的投入。重视高等教育而相对忽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投入远远大于初、中等教育，是若干年来我国教育的不平衡的最主要的表现。1996年我国学前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生均日常教育经费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别是6%，12%，67%；而同年，韩国这一数据分别是17%、13%、6%，日本为17%，19%，14%。[7]这种重心倒置的投入偏向与教育投入的实际效益形成反差，因为事实上基础教育投入效益最大。高等教育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之间也没有形成合理的“金字塔”比例结构，如我国2003年本科与专科录取比例是1：0.93，本科与研究生招生比是1：0.15，致使研究生在做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做专科生的事，专科生干中专生的活，而中级技工却紧缺，造成教育浪费。我们建议，要加快大学转制的力度，把相当一批 公办大学 转为民办，原来大学的经费在转制以后主要给基础教育的学校。
（2）加大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中国农村的义务教育总体水平比较落后，农民的子女不能接受优质教育，学习的内容严重与社会实际脱离，教师的水平比较低，教育的基本实施也不能得到保证。我们认为应该由中央财政与省级财政为主保障农村教育的基本经费，尤其是在财政非常困难的地区，县级财政是根本不可能解决当地教育所需要的基本费用的。
（3）取消文理分科，重视 人文社会科学 。我国大文科比例偏低， 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的大文科比例达60%以上，我国仅在33%左右[9]，而现代社会 第三产业 （对应于大文科）发展迅速并成为国家 产业结构 由低向高转变的重要标志。文理分科，大大削弱了文科的水平。在全国使用的中学，几乎千篇一律地是理科学不下去的人在学习文科，学习文科不是出于兴趣、热爱，而是无奈的选择。一个不重视社会科学的国家，一个文科学生没有地位的国家，是不可能在科学决策、人文精神方面取得真正的成就的。其实，儿童的许多才能是在大学以后才开始表现出来的，如 钱伟长 是大学二年级开始从文科转向理科发展的。太早的分科，可能让我们损失了一大批真正的自然科学家和真正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师。文理分科，还加剧了 应试教育 的效果。由于文理分科，理科知识开始越来越难，考试的难度开始越来越大，因为这样才能区分学生的学习水平。所有的理科学生都要开始学习那些他们一辈子根本派不上用场的东西 ，少数学生就成为绝大多数学生陪同学习的对象。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没有文理分科，我们的自然科学发展就会落后，美国的中小学理科知识比我们简单得多，为什么他们的自然科学反而比我们发展得快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让那些真正有理科才华的学生通过学习选修大学暑期课程等方法，让他们学得更多、更快、更好。
我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较大提高，但在总体上，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人才数量不够，教育质量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2001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左右（1990年是6年左右），而世界一些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则约为：美国13.4年、 爱尔兰 11.7年、韩国12.3年、菲律宾9.4年。2000年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程度的为3611人（1990年为1422人）。为建设 小康社会 ，2010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专科及以上学历者要求达到7000人以上，到2020年，达到13500人左右；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11年。2003年我国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7%，刚接近1997年世界平均水平17.8%，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已达61.1%。2000年我国从业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而1998年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 平均值 分别为80%和26%。1998年，我国从事科研的人数，每万名劳动力中仅为8.4人，而同期日本为80人，美国为74人。[8]这就要求我们跳出教育看教育，从宏观上统筹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5、改变教育增长方式，树立可持续的教育发展观。
近年来我国教育发展主要是以规模扩张、粗放式发展为主，以质量为代价换取教育超常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过实际承受能力，教育投入跟不上发展要求，2000年我国教育经费总量达到3849亿元，但是相对于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 和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需要，缺口仍然巨大。在 “普九” 中，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为达标而达标，弄虚作假，教育严重负债。以湖南为例，2002年教育负债达31.75亿元，其中农村中小学负债25.3亿元。 安徽农村 教育目前负债约20亿元，这部分债务绝大部分是在前几年实施“两基达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9] 即使在经济发的达温州苍南县，至2002年4月，全县教育负债总额近2亿元，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负债1.25亿元，36个乡镇中有32个乡镇的中小学均系负债运行，“累累负债几乎使不少中小学濒临关门”。[10] 高等教育扩招5年之后，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达到17%（1995年只有7. 2%， 1993年之前则一直在4%以下），各类高等教育学生人数1900万。[11]但是由于相应投入不够，正在给高等教育质量带来严重挑战。
在教育改革方向上，我们提倡与国际接轨，但相对忽视了本土的教育优势和教育特色。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处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现代与后现代的夹缝之中，教育发展应当是在追赶和超越之间选择平衡。但我们大多以模仿为主、以西方教育为标尺，教育改革和教育批判的话语表现出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倾向，企图采取一种批判、“革命”、“中断”的模式短时间内革除所有教育弊端，却丢弃自己既有的教育“个性”。相反，西方却在学习中国，而我们的所学，人家正在抛弃。一位美国教育专家说，“不要盲目地相信美国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制度某些方面亲不令人满意。……有的高中毕业生，阅读能力却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水平。……美国孩子从小崇尚个性，追求自由，没有“师道尊严”这一类观念，教师在课堂秩序上花的时间远远多于中国教师，班上学生多一点，老师就力不从心。” [12]
建国以来，在我国教育歧视已基本不复存在，但是，除历史原因形成的发展差距之外，制度性原因造成的教育不公平还显著存在，并呈日益严重的趋势。如教育公共政策采取“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全国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考试标准；资源配置失衡，缺乏完善的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同一地区内又层层设置重点学校制度，人为地造成一大批薄弱学校，而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镇，这些都只有利于发达地区和城镇学生的升学。另外，由于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各阶层家庭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再加上教育腐败如“条子生”、“缴费生”的存在，导致弱势群体的教育权利得不到保障，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因此，未来教育发展要把加快发展与增加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紧密结合起来，与调整学科结构、巩固和提高质量紧密结合起来；把国内的教育改革与国外教育发展的趋势合理的结合起来。把教育发展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与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教育自身才会有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 的局面，并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6、确立正确的教育评价标准，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估机制。
教育评价观是教育改革、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教育评价观和评估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改革行动和教育发展局面。近年来我国教育快速发展，但对于什么是最优的教育、什么是最好的教育发展状态，似乎思考得太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主要的问题是教育缺乏合理的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估机制。一些地区教育形象工程建设不断，区域教育协调较差；有的学校只顾“硬件”忽视“软件”，学校建设富丽堂皇，教育教学却依旧如故，只管“高收费”不管高质量；有的高校忙于上专业、上学位点，却虚于相应的建设和投入，或者滥发文凭、学位；教学考核上，只重及格率、升学率，轻视育人；学生评价上，只重分数，忽于品行。我们认为评价教育发展最高的标准，就是看教育能否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民主；能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教育评价标准体系和评估制度，如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标准（包括师资、校舍、仪器、设施、设备、生均经费、师生比例等），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标准和制度，义务教育发展国家基准，基础教育教学质量评价标准，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标准，学校办学效益评估标准，学生发展评价标准等等。现有的评价，一是价值取向单一，评价标准缺乏多元；二是评价由行政部门主持，自上而下进行，教育行政机构集“唱戏”、“评戏”于一身。落实 科学发展观 ，一方面要建立与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加强教育行政督导之外；另一方面，要跳出教育评教育，就是要建立民间的教育评价中介组织，由教育界外人士评价教育、评估学校的办学质量水平。尤其要鼓励大众媒体、网络、社区的民间评价。

现在大学本科文凭在古代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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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教育体系的完善，学历水平普遍提高，若将现代的大学本科文凭与古代的学衔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最早对科举功名与学位进行类比的是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深入研究了中国文化和科举制度，并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提出，秀才、举人、进士可分别旦指对应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
利玛窦认为，秀才相当于学士，需通过皇帝授权的官员主持的县试、府试、院试三次考试，考试内容主要考查文章写作能力。只有三百名成绩最优的秀才可进一步考取举人学位。举人则被视为硕士，每三年在各省举行一次考铅橡试，取得秀才资格者才有资格参加。利玛窦指出，硕士学位较学士学位更为尊贵，且拥有更多特权。
至于进士，利玛窦将其比作博士，同样每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考试，每次录取不超过三百人。进士考试的第一、二、三名获得者享有高级公职，地位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公爵或侯爵，但头衔不世袭。
然而，利玛窦的对比在17世纪西方学衔的背景下或许是合理的，因为当时西方的学位同样不易获得。但若将这种对比应用于现代中国，则存在较大差异。以清代为例，秀才的录取比例远低于现代高考一本、二本的录取人数。若以2018年数据为参考，排名前十的模激配大学录取人数与秀才相当，意味着只有这些顶尖大学的本科生才能相当于秀才，而985高校的本科生则多数不足以与之相比。
进一步比较，举人和进士的录取比例更低，清代乡试录取的举人比例更是稀少。例如，乾隆时期大省每科乡试录取人数不超过3600人，与现代研究生考试的录取比例无法相提并论。进士的录取率更是低至每年不到70人，这使得进士学位与现代的两院院士相当。
综上所述，尽管利玛窦的对比提供了一种有趣的视角，但在现代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大学本科文凭与古代学衔之间的对应关系已大不相同。 专科路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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